著名思想史家李泽厚认为，儒学之所以能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除了历代王朝将其作为步入仕途的必修课本之外，还在于通过经传注本、蒙学读物，以及家规族训、乡约里范，使儒学基本观念在不同层次的解释下，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引，从而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及人们的思想言行中。清人王永彬的著述无疑代表了其中的民间或地方性解释。

　　王永彬以严敬教子，务实学，敦善行，子孙肃肃雍雍，安以为常，遗泽流风于后世；门生品学端方，雅饬循循，有“胡安定弟子”之风识。从教子与授徒推而广之，王永彬还以更易民风为己任，他“于人见善必奖，过则反覆规之，必期于力改而后快”。又“曾作俚语以训俗，偶日至他处，妇人孺子皆愿亲睹其人”。及至当世，仍有老人可以背诵王永彬编订的劝世作品，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从修身养性到经邦济世，从性命之学到经世之务，王永彬的治学与处世，与《大学》的要求和传统士大夫的追求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王永彬对儒学的诠释、演绎及再造，融入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显得真切朴实、恬淡平和。他的作品，如处世奇书《围炉夜话》，不似道德说教，也不止于处世格言，而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品格，折射出王永彬对于人生意义的执着追求，以及有关现实生活中个体何以安身立命的思考。王永彬著述宏富，他还有一部不为人所熟知的《桥西馆诗钞》，同样是其数十年生活感悟与心路历程的结晶。《围炉夜话》晓之以理，《桥西馆诗钞》动之以情，两者在修身养性、劝世训俗的旨趣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王永彬学有本源，于书无所不读，于理无所不窥，时人皆以为博洽君子，著述之外尤好吟咏，曾与好友周柳溪、罗梦生等人结诗社，又曾与县令朱锡绶等办诗会，《桥西馆诗钞》便集中收录了他的二百余首诗作。是书“或流连风景，或寄托怀抱，或感慨别离”，诗中感物、写景、叙事、述怀、读书、咏史、唱和，句句温柔敦厚，泽润心田，诵读其诗仿佛目睹其人。诗中所见，多为楚地的山水、风物、民俗、古迹、人物和往事，有鸟、鱼、花、月、雪，有元日、端午、七夕、中秋、冬至，有庄子、屈原、宋玉、陶渊明、刘凝之，自在闲适、淡泊宁静的田园生活跃然纸上，表现出诗人的纯真节操与隐逸志趣。整体来看，这部带有较强地域文化色彩的诗集格正体严，气味静美，或悱恻缠绵，或酣畅淋漓，近乎天籁之作。

　　这部诗集不仅抒发个人心境，也关注世道人心。诗人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诗中表彰节孝，谴责诛戮，颂扬清官，怜恤灾民，怀念亲人，追思故友，勉励后学，敦厚之音恰似春风化雨，处处呈现着劝世苦心与人文关怀。比如关于科名，被选入《王氏宗谱》以作为子孙世代遵循的《丈夫诗》云“读书岂必为科名，学裕衡茅用则行”，这与《宜山公庚申三月与王炘王钧书》中“科名原不足重要，必有好人品好学问，乃足见重于世，传诸不朽”，以及《围炉夜话》中“求科名之心者，未必有琴书之乐。讲性命之学者，不可无经济之才”等表述，意义是一致的，都谈到了读书的根本。

　　地以人传，人以文传。长期以来，王永彬以《围炉夜话》见称于世，《桥西馆诗钞》一书却束之高阁，流布不广。宜都市史志办明建中先生醉心于发掘地方文史资料，不辞辛劳，竭力搜求，细心整理，将《桥西馆诗钞》加以校注，又得宜昌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和宜昌文史界多位名宿的大力支持，才使其得以重刊面世，延续其陶冶与教化之义。晚清“国士”王柏心曾评价王永彬：“不事荣名而收名也远，不期繁祉而介祉也备”，宜昌市史志办与明建中等诸位先生俱有功焉。

　　在当前文化建设中，我们不仅要充分发掘地方文献，更要从时代背景、著者经历、思想渊源、价值阐扬等方面，对王永彬等地方文化名人及其著述加以深入研究。这对于学术、人生或社会，均大有裨益。

　　2015年8月31日

　　（周国林系湖北宜都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王洪强系湖北宜都人，华中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王永彬八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