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本古代文学作品都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王永彬曾于道光、同治年间两次参与枝江县志的纂修，这就使得他的《桥西馆诗钞》的史学价值显得更为突出。

　　一、丰富了方志所载部分人物的史料。

　　一部方志涉及的人物众多，但详细介绍的并不多，有的甚至只是提及姓名而已，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一定成就不高，或影响不大。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在此不作论述。同治《枝江县志》“艺文志”收有一首写枝江古代名人楚狂接舆（陆通）的诗《过陆通港》，“识凤人何在，环村港尚留。遗踪谈父老，亮节抗巢由。萧瑟烟波晚，荒凉荻苇秋。迷阳歌一曲，古调竟谁酬。”诗歌写得古朴沉郁。但对作者王秉位（字正庵），县志却没有一字介绍。而明建中先生校注的《桥西馆诗钞》有两首诗写到了他，王永彬三十二岁时写有《怀王正庵》“连日空山雨，思君倍黯然。相知曾有几，一别动经年。鸿举云霄志，鸥盟水石缘。低徊无限意，烟树隔绵绵。”四十六岁时写有《正庵过访》“各有身家累，频年晤面稀。荒斋留一宿，别手又双挥。感慨中年切，豪华旧梦非。山窗灯檠好，他日又相依。”我们不仅据此知道了王秉位的生活的大致时代，而且还能据此一窥他的身家、抱负、情感及交往。

　　同治《枝江县志》记载了一位“节妇”邓大姑，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算得上道德模范。因此县志用了不少的篇幅来介绍她：“邓大姑，派名应莲，庠生秉俊女。许字张氏，未婚张八用病故。讣音至，女着素服往执丧。以舅姑早亡，无亲可依，止闺门，矢志守贞。年二十四母没，父义不续娶。女事羹汤，寒暑不倦，勤苦纺绩，终身不字，事父兼抚弟侄均列胶庠，学使奖‘懿德用彰’额。卒年八十七。入省志，道光二十二年旌，士大夫竞扬诗歌，编有《邓贞女节孝录》”。县志所说的士大夫竞扬的诗歌，还有那个《邓贞女节孝录》，现有的县志、府志和省志，均查无记载。但《桥西馆诗钞》中有一首《贞女行（为邓大姑作）》，这是一首长诗，长达58句404字。该诗详细讲述了邓大姑的事迹。有不少信息是县志所无的。王永彬之所以能在诗中写到详细，是因为他“联姻姑之侄”，也就是说他们是亲戚。

　　这样的史料能将县志中抽象的人变得血肉丰满，生动具体。

　　二、提供了宜昌历史上特大洪灾的具体史料。

　　洪灾是宜昌一带较他处更为严重的灾害。县府志记灾异必记水灾。但县府志的记载都相对比较简略。而王永彬的两首诗却给我们再现了两次洪灾的具体情境。

　　相信读完《桥西馆诗钞》，读者一定会对《六月大雨观佷山溪涨》留下深刻印象。读者极易产生身历其境之感，能与王永彬共同经历一次少见的山洪爆发的全过程。“佷山酷暑山欲焦，一楼独坐山之坳。赤日忽惊黑云包，雨犹未来风颾颾。霹雳一声雷电交，万斛白珠横空抛。倒挽银河泻层霄，林木震慑山动摇。豺虎禽鸟纷遁逃，暗中似闻神鬼号。出峡水涌山头高，驱策木石走狂涛。烟雾翻腾岩穴蛟，沙泥驾作海门潮。溪边居人黯魂销，疾呼妻子登东皋。回头顿失旧衡茅，掩泣不敢哭呶呶。白马得势时犹骄，横行余怒未肯消。上帝真宰冥中操，那许毒龙妄作妖。卷地风起云争飘，涤荡烟霾天廓寥。百丈水落无半篙，当头明月挂柳梢，耳中犹余声萧萧。”这里有声，有色，有光，有动物的反应，有人的观感，有全景，有特写，动静结合，以动为主，把山洪急剧变化的情境再现出来。古代没有音像资料，也没有今天声光电再现情境的技术。王永彬的传神妙笔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最具体最生动的资料了。这种来得猛，去得快的山洪，是宜昌一带突出的地理现象。笔者虽未读完宜昌境内的全部方志，但关注宜昌文史多年，接触的宜昌方志也较多。就我的接触而言，这是有关我们宜昌山洪的最早的文学作品，甚至有可能是仅有的作品。其史料价值相当高。

　　他另有一首《水灾》的长诗，是记载咸丰十年（1860）年长江特大洪水的。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仅次于1870年的洪水，宜昌洪峰流量达到了9.25万立方米每秒（1870年为10.5万立方米每秒），枝城站洪峰流量11万立方米每秒。造成了相当大的灾害。关于这次大的自然灾害，遭灾地区的方志大多有记载，但都较笼统，不够具体。诸如“（宜都）咸丰十年大水，庙门圯”、“咸丰十年大水，江涛沸腾如出摧雷震，夷陵以下漰洗一空”、“枝江水入城，各洲堤皆决，庐舍漂流，人民淹毙无算，良田多为沙淤”之类。很少看到有亲身经历的人用文学的笔调、形象的手法加以具体的描写。这可能是有能力叙写的人没有亲历，而亲历的人大多不能写所致。笔者所见就只有王永彬和他的朋友朱锡绶用诗歌生动再现了当时受灾的具体情境。这是因为一方面王永彬和朱锡绶都是具有相当文学造诣的诗人，另一方他们都亲身经历了那场灾难。朱锡绶当时正在枝江任知县。枝江的县城枝城又刚好在长江边，且处于长江弯道，首当其冲，是当时的重灾区。朱锡绶不仅亲眼目睹了这次大灾难，而且自始至终都在抗灾第一线指挥。王永彬的家乡石门坎离枝城不远，登高可以清楚看到枝城全景。“我家西山石门村，登高一望黯销魂。旧时城郭不复见，浊浪排空天地昏”。限于篇幅，原诗在此不录。相对而言，朱锡绶的诗写得更到位（见笔者点校的《朱锡绶诗集》），这可能与朱锡绶身处洪灾的中心，感受更真切有关。如果要彻底弄清那次洪水，笔者以为这这两首诗是不能不读的资料。

　　三、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宜昌文学史上的文学社团活动资料。

　　关于宜昌文学史上的跨县域的文学社团活动，此前，我们只知道明代万历年间以翰林院太史雷思霈为盟主的夷陵文坛的活动情况。当时形成了宜昌文学的最高峰。四年前笔者在破解王永彬的身世之迷时意外得知宜昌当时有“吟坛三友”诗社，知道了“公著述外尤好吟咏。与高安周柳溪、夷陵罗梦生结诗社，号‘吟坛三友’，每衔杯高论，涉古忠臣节士则攘袂扼掫，泣数行下”（王柏心《敕授修职郎宜山公传》）。但也仅此而已，对这个诗社我们了解十分有限。这几年，笔者一直试图弄清这一社团的活动。特别是我在做朱锡绶的诗歌点校的时候，对此充满期待，但最终也收获不多。这次读明建中先生校注的《桥西馆诗钞》却有了许多新的发现。虽然仍有许多情况待弄清，但我们毕竟借此获得如下一些信息。第一，诗社虽名为“三友”，但实际人数不止三人。还有陆城人李侃（字月亭），李侃是一个《荆州府志》和《湖北诗征传略》均有记载的才子，且有诗歌存世。但宜昌文史界，此前对此人几乎不了解。王永彬有《生日书怀寄李月亭》：“眼看七十一年春，风送花香到荜门。古籍尽堪销白昼，夕阳可惜近黄昏。渐惊腰脚需藜杖，还望儿孙咬菜根。江上故人何日晤，颓唐诗句待重论。”李侃在王永彬画像后曾赠送《里言恭题》诗帖（见后）。还有朱锡绶，其实是“吟坛三友”诗社的关键性人物，因为朱锡绶来枝江之前，先任东湖（今宜昌）知县，后任远安知县，而罗应箕、周柳溪便是他在东湖和远安时结识的朋友，周柳溪还是他他最得力的部下——远安训导。第二，活动的一个重要地点是枝江县城的春草亭。春草亭在原古枝江县署内，今枝城笔架山路北边临江处。亭为咸丰四年枝江知县钟溶所修，还较大，据朱锡绶相关诗句描述，“十笏茅亭俯碧漪”，“江城荒仄草亭宽”。周围环境优美，“孤亭水上曲栏斜，且喜新年蚤散衙。酥雨骤青檐外柳，晓烟欲白坞中花。”。对枝江这样一个缺少园林的县城而言，这便是文人雅士聚会的一个好去处。王永彬《春草亭夜话》前面有一小引，“邑署中春草亭，公余闲适所也。咸丰戊午初秋，弇山朱啸筠（朱锡绶的字）司马奉檄来枝，下车甫四月，政简刑清，士民安之。公牍多暇，乃召东湖罗梦生应箕、远安周柳溪维翰两诗人，皆其昔宰其邑所识士也。小集亭上为消寒诗会，彬亦与焉。”第三，活动的方式是或做诗会，或旅游，或有喜事时制诗笺祝贺（将所写的诗歌书于彩笺之上，洒上金粉，然后装裱）。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王永彬时年54岁时成为贡生，有一个门生为他画了一幅肖像。“吟坛三友”的诗友们都为此写诗。并且好像那次的要求是都用“里言”。李月亭的《里言恭题》即是其中之一：“不羡北海鲲，聊学南山豹。雾隐几年经，文采发光耀。炼骨诗亦仙，添毫神俱肖。露顶师张颠，恰得草圣妙。有客穿云来，桥西鸟声噪。披襟倚天风，相对辴然笑。松花覆酒杯，芝草红夕照。偶弹岩下琴，清吟答猿啸”。周柳溪的同题诗：“一笑豁双眉，珊珊秀骨支。其人真入画，到老爱吟诗。扫地焚香后，心游目想时。诸孙偏解事，花献两三枝。”罗应箕的诗《俚言寄题》：“此老古须眉，风流想见之。传神聊借画，寄兴不离诗。世网谁参透，骚坛作总持。留将真面目，倘有可人知。”诗社的大型活动，除了上述春草亭诗会、王永彬画像庆贺，还有一次可以基本确定。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王永彬、罗应箕、李月亭等人可能是应周维翰的邀请。因为王永彬离开远安的时候写有《留别周柳溪》：“十日平原饮，分襟尚觉难。素心偏异地，白发已盈冠。台阁文章重，庭帏菽水欢。他年溪上竹，遥望报平安。”“留别”辞书的解释是离开者给留下的朋友赠送礼品或诗词。据此推知周柳溪是那次活动的召集者。王永彬、罗应箕、李月亭等人受邀前往远安，游览青溪（青溪古属远安，今属当阳）。各自留下相关诗歌。王永彬的诗歌《同友人游青溪》：“溪声引我入村烟，纡曲山盘古洞天。苍石堆云撑峭壁，翠涛溅雪拥飞泉。煎茶小憩清凉界，问柏能知魏晋年。嘱咐同人归去早，此间住久恐成仙。”罗应箕写有《青溪寺古柏》等多首诗歌，现录一首。“龙蟠依古寺，飞响近诸天。佛面寒清影，山灵管记年。风霜余浩劫，日月了枯禅。羡尔干霄势，云中鹤不眠。”李月亭写有《同友人游青溪》二首，此录其一。“无计觅神仙，溪山结胜缘。泉声砭俗耳，松翠落吟肩。冷澈三桥月，青浮半壑烟。丛林幽绝处，开辟问何年。”周维翰写有《法琳洞》（法琳洞在清溪寺侧）“古木阴森洞壑间，白云相伴老僧闲。老僧翻笑云多事，偶有风来便出山。”细心的读者可能已发现，这些诗韵脚相同，都是“ian”。正好说明这是一次限韵赋诗的诗社活动。

　　《桥西馆诗钞》使我们对这几个人的了解更全面了。罗梦生即罗应箕，他是明代夷陵名人罗文彩的后人。他虽然写有《天然塔》诗，被同治《宜昌府志》和民国《宜昌县志初稿》所收，影响较大，但其生平资料极少。在他的家乡东湖的方志中除了这首诗，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介绍。倒是同治《远安县志》、同治《当阳县志》收录了他的一些诗歌。现在看来，那些诗歌几乎都与周柳溪有关，有可能都是“吟坛三友”诗社活动的产物。《桥西馆诗钞》写罗应箕的诗歌有《寄罗梦生》《次白香山〈丘中有一士〉韵寄怀梦生》，诗中有不少有关罗的信息，比如他的诗集、他的性格、他的才情、他的住处等等。而王永彬的诗集的《题词》，还有王永彬的墓志铭均出自罗应箕之手。这些对我们全面了解罗应箕非常有帮助。

　　周柳溪，其生平同治《远安县志》记载较详。这个人是宜昌文学史上极有分量的人物。他的《牧儿语》是和王永彬的《围炉夜话》同类性质的书。如果他的这本书能不断刊刻，其影响力说不定也会与《围炉夜话》不相上下。只是这本书早已失传，后世读者无法读到。笔者曾于长阳火烧坪大山中一位老中医家中找到残缺的部分手抄稿。仅就那些片段来看，《牧儿语》是非常优秀的。这次我们能从《桥西馆诗钞》中的《柳溪梦生枉顾山馆留三日送别》等诗中进一步增加对周柳溪的了解，离我们彻底弄清楚这个诗社，弄清楚这个人就又进了一步。

　　四、提供了研究地方名门望族的部分史料

　　杨守敬家族是明清枝江宜都一带的有名家族。不少人只知道杨守敬其人，知道他是著名的地理学家，是郦道元之后《水经》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据说仅仅在日本，研究他书法的人就多达6000多人。其实他的家族名人众多。据王氏家族记载，从明末到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杨家共出了贡生8人，59余位秀才。王永彬的诗歌所写的杨墨卿就是其中一位秀才。他谱名惟翰，字式南，号墨卿，生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8岁时父亲逝世后，谨承母训，发奋读书，考取县学生员。《桥西馆诗钞》中写杨墨卿的诗歌有《喜王星垣杨墨卿春日见访》《无题》《哭杨生有桥（号小松墨卿长子也）》。王永彬在诗中称其为“故知”“知交”，并言“四十年来友，交深独有君”。杨墨卿去世后，王永彬还常常到杨的坟头徘徊。杨墨卿对自己这位知己自然也是敬重有加，十分信任有加，让自己的爱子拜师王永彬门下。我们从这些诗歌中获得了有关杨墨卿的兴趣、爱好、交友、子女、墓地等不少信息。从而对杨氏家族有更多了解。如果再借助县志，了解一下杨守敬的族祖杨蔚等人的资料，读者就会明白杨氏家族走出杨守敬这样的大学者是必然的。

　　现代教育史上，有一位著名教育家张继煦（又名张勋，号春霆），他是古枝江人（今枝城）。一般人对他了解并不多。关注教育史，关注地方史的人知道，他是民国极有影响的教育家，他曾先后担任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安徽教育厅厅长、武汉大学前身武昌师范大学校长等职。抗战时期，他领衔创办荆南中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生，同情和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拒绝组织“维持会”，不为日军屈服。读了王永彬的诗，我们才知道，他有一位优秀的父亲张松龄。张继煦的学术成就，人品修养均受其父亲影响。但同治《枝江县志》对张松龄记载较少，“张元佩，郡廪生，咸丰七年军功保举，现任孝感县训导”。虽然王永彬只有一首诗写到张松龄，但毕竟给我们研究张继煦的成长提供了帮助，现将王诗附录于此。《送张松龄学博之任孝感》：“出岫云行不可攀，盘中苜蓿劝加餐。久怀壮志长风志，且作文人本色官。借助江山诗笔健，交游湖海酒杯宽。尺书好附双手鲤，寄与山中故旧看。”

　　在今枝江的区域内，古代最有名的家族是董市张府。张府是同治《枝江县志》记载的获“封赠”人数最多的家族，其主要原因是张盛藻官御史、张志绂官知州。张盛藻是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是《红楼梦》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与王永彬没有交集，我们在此不作介绍。而张盛藻的堂弟张志绂则与王永彬有交往。从王永彬的相关诗歌来看，似乎两人似乎是同门师兄弟。张志绂，字子佩，号来庵。同治版《宜昌府志》、同治《枝江县志》、光绪《荆州府志》虽然都对他作了介绍，并且篇幅都较长，但都没有写到他与文人之间的活动。而王永彬正好有一首诗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星垣邀同杨贻庵周海澜张来庵诸公赏菊适以他故未至率赋二绝奉寄》“一从束发拜师门，三十年来臭味亲。如水交情人似菊，总于淡处见风神。种得黄花满院开，吟花人集尽仙才。却嫌送酒王宏俗，不到陶篱醉赏来。”这个家族后来出了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上海北伐军总司令张承槱（清朝帝制在上海的终结就是他的功劳）、中国著名化学家张子高。都明显受到家庭、家族的熏陶和影响。张志绂的影响是自不待言的。

　　在清代，枝江、宜都、松滋同属一个文化圈，三地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名士相互交往极多。说到松滋，说到望族，就不能不说木天河熊氏。据民国《熊氏家谱》记载，仅仅是从康熙到光绪科举废除，熊氏就出了进士、举人、贡生九十多人，有的是左宗棠得力助手，有的《湖北通志》编修，各类人才济济。这个家族的文化氛围极浓。有家庙，居然还有自己家族的应试教科书《课儿试帖》，这是极其少见的。家族中有重大事情，彼此都要写诗纪念，家族内常常举行诗会。这就使得能诗能文的人众多。民国时期，熊氏后人编辑刊刻了十四册的《熊氏文集》。一个家族编辑文集出版，这也是很少见的。而这个家族得以兴旺的关键性人物就是同治《枝江县志》纂修熊文澜，他是林则徐的学生和部下，也是王永彬的朋友，还是纂修县志的同事。王永彬有一首《题熊春帆明府云台秋社图》：“白云红叶淡秋光，古寺消闲引兴长。解组人欣归故里，题糕社好结重阳。家山宴集天伦乐，老圃花留晚节香。忆自兰亭觞咏后，人间如此几欢畅。”诗前有小序：“春帆作宰秦中十余年，辛酉归里，适值重阳，率群从登近地云台山寺，饮酒赋诗，流连竟日，洵胜会也。绘图征诗，率题其后。”另据熊文澜之熊空章《春帆公行述》载：“率子侄七人登高于云台山，府君首倡于诗，子侄皆和焉。不孝孔章绘《云台秋社图》（按，此图《熊氏文集》有收录）。征属而和者数十人。襄成卷帙，一时传为盛事。”显然，王永彬的这首诗即是当时“征属而和”的诗歌。此诗《熊氏文集》未收，对研究那次家族胜会很有帮助。王永彬另有《熊又平秀才过访喜而有赠》，这个熊又平就是熊文澜之子。

　　此外，熊氏前后有三人任教枝江丹阳书院，还有他们的老师杨贻庵（也是王永彬的朋友，王永彬有相关诗歌）也曾任教丹阳书院。而王永彬的相关诗歌对我们研究荆楚大地上的这一著名书院也有帮助。而熊文澜又是张盛藻的姨表兄。董市张氏与松滋熊氏分别是枝江、松滋的最兴旺家族，两家世代通婚。王永彬的相关诗歌为研究区域文化也十分有利。

　　五、增加了有关地方古建筑的感性材料。

　　圣寿庵，是枝江历史上较有特点的一个道观。同治《枝江县志》的记载为：“在县南二十里，建于前明，庵踞山之绝顶，峰峦秀耸，林木蔚然，土多桂，每当秋日盛开，颇得木樨禅味，左右修竹猗猗，产笋绝佳。”《桥西馆诗钞》中有一首写圣寿庵的诗，《圣寿庵（庵在邑城南花溪）》“溪花香护一山青，香到青山最上层。谁作数间空际阁，我应前世此中僧。当门岫列烟岚合，满径罗盘翠黛凝。信是丛林清绝处，却缘地僻少人称。”王永彬还有一首《送邑侯蔡载园熙归里》，其中第一联为“偶留鸿爪赋长征，百里棠阴送客行”，作者自注“公游邑城西圣寿庵，有‘偶留鸿爪亦前因’之句”，这让我们知道了当时来枝江任职的官员或来枝江的文人是常常来此游览的。

　　王永彬诗歌的史学价值远不止这五个方面，笔者在此只是就其亲历、亲见、亲闻的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梳理，文中大多史料具有唯一性，是不可替代的，有些是首次公布的第一一手材料，但愿能给读者的相关阅读和研究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