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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县级党史编研三二一


    发布日期:2017-09-28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五峰县史志办 作者:谢群山

      《中国共产党五峰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6年6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现正陆续发行到各处。该书印刷质量过硬,装帧简洁大气;于体量(全书字数)而言,在目前已出版的湖北省宜昌市的各“正史”(俗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为“正史”)第二卷中,仅次于宜昌市的第二卷,比其他兄弟县(市、区)的都要大。在其编研出版过程中,作为执行主编,我常常寝食难安,说为其花费了海量心血,亦不为过;为此,在常规做法之外,我总结了“三二一”的县级党史编研经验和教训,简述如下,请教于相关专家——

      首先,做到“三突出”:

      一是突出本地特色。也许会有人说,写出本地特色,是编研地方正史的常识,不必在此哆嗦。但往往“当局者迷”,这个“必要”恰恰被我碰到:2011年春,我县档案局(史志办公室)中唯一一个具体从事党史编研的同志被调走,单位领导想让我从地方志工作中抽身,接手县正史第二卷编研这一块,我顾虑重重;当时,除党史和戏剧我没写过外,什么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什么通讯、消息、简讯等新闻作品,什么工作信息、工作总结、典型事迹报告等等公文,我都写过,并刚刚将首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志》中28个单位100多万字的初稿编纂两遍、删减成30余万字(后出版时,保留其中约20万字),且刚刚出版自己为主编纂(署名为副主编兼责任编辑)的首部《五峰年鉴》(2010年卷),还正在业余主编我县首部全县性质的茶文化典籍《五峰茶文化拔萃》(后于2012年5月出版),尤其是自己发现“诗散文”“诗小说”这两种新型文学体裁才数年,要业余致力于其创作实践。我对以上众多写作体裁已基本驾轻就熟,在工作中编编方志得了,不想在自己年过不惑之后,再去学习一种新体裁的写作,主要是怕自己花费了大量精力,却写得不够好;但单位领导给我鼓气说,写党史没什么好怕的,抄抄中共中央的决策背景,主要抄抄宜昌市委的正史就行了;话都说到这地步,我只好勉为其难,可在具体编研县正史第二卷时,在网上根本就查不到写法,唯一的教科书只有中央与宜昌市委出版的正史第二卷(那时,湖北省委的正史第二卷还远未出版)。好在我这人做事,要么不答应,既然应承了,就要尽力将其做好;在编研过程中,根据我以往的写作经验,总觉得那个领导说的不太对,就没有完全按他说的去做,而是查阅大量资料后,主要写了本县的中共历史。更好在我写到5万字时,被临时要求写中共湖北省、宜昌市组织史资料的五峰上报本,及时上报后,即到当年底,单位换了领导,新领导一上任,就派我首次到市委党史办公室,请教正史的写法;市办的领导、同志告诉我,五峰的正史,自然要突出五峰的本地特色,使我的编研思路明晰起来。翌年——2012年初,我接着编研县正史第二卷,立即将原5万字中过多的中央、省、市背景删除1万多字,再续写;这年底,我将全书初稿统编完毕,于2013年春送市办审阅。即使如此,毕竟或多或少受到原来那位领导的误导,在背景写多的同时,将本地内容写得远远不够;2015年春夏,根据市办意见,我重新查阅大量档案,在那近4万字的基础上重写,又增加本地特色内容五六万字,费了“老鼻子劲”。如果开始就注意这些,就不会走如此多的弯路;如果不注意这些,就没有编研出版县级正史的必要——仅去读读中央、省、市的正史得了。因此,编研县级党史,首要的,是一定要突出本地特色;特别是本县(市、区)所独有的部分,要大书特书,比如我县的“茶山七仙女”,将在后文中多次涉及,此时略过。

      二是突出档案记载。我编研我县正史第二卷时,本级参考资料中成书的仅有《五峰县志》《中共五峰简史》《中国共产党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组织史资料1927-1987》等3种,其中所含容量与正史所要叙述的东西相差太多,且许多内容与史实出入较大。好在我县史志办公室与县档案局(馆)合署办公,查阅档案比较方便;我撰写县正史第二卷4编中的第二、第四编及“结束语”时,就查阅了县档案馆中的千余卷原始档案,让我系统成“编”;另一位写县正史第二卷第一、第三编的老同志也查阅了县档案馆中的近千卷原始档案。另外,我在统稿修正第一编时,发现根据原始档案,其中来源于“组织史资料”的1950年4月在我县“第六区”任区委书记的“张永刚”应与8年半后任“湾潭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张士良”互换——原稿刚巧将两位“张”姓书记的任职时间弄反——立即着手纠正。像以上情况,我发现好多处,后来几乎都以原始档案为准。因此,编研县级党史,要突出档案记载。

      三是突出史实考证。虽然我们要以原始档案为主编研县级党史,但原始档案中的许多记载靠不住。比如,据我县档案记载,1958年6月下旬,五峰县(后于1984年12月12日成立为“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城关区小河社“茶山七仙女”在全县“头茶”采摘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五姐谢承珍创造日采153斤鲜叶的纪录;在全县“二茶”采摘中,她又苦练技艺,最后和“姐妹们”采用“反掌鸡啄米,双手齐下,八指并采,一次多芽,平铲横插,左右切枝,顺珠转化”采茶法,在全县劳动能手大竞赛上“一跃”,创造日采茶叶266.5斤的“最高纪录”,这个“最高纪录”是四姐周启玉创造的,五姐谢承珍日采265.5斤,六姐谢承梅日采261斤,七妹伍法池日采216斤,同时出现14岁的少先队员邓宏贵也日采茶叶198斤。这些比一般的劳动工效要高15倍左右,据说打破了世界采茶纪录。6月30日,中共五峰县委在向中共宜昌地委检查团的书面汇报中说,“七仙女”中的“五姐”谢承珍、“四姐”周启玉单人日采茶纪录“一直达到有些人所不敢想的535斤”。10月6日,中共五峰县委在向“省、地委,省委办公厅、地委办公室”上报的《我县开展能手运动的经验的报告》中,更离谱地声称,“七仙女”中的“五姐”谢承珍日采鲜茶纪录达到“最后的1157斤”。后来证明,这都是在“大跃进”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浮夸,哪怕堂而皇之地记入档案,也须我们在编研党史时,去认真考证。我问询过知情人,才明白,开始,由一平时采茶最快者动手在茶树上摘,另有人帮其提篮“伺候”(却不会计为2人合作,仍只算在1人头上),在精力最旺盛时采摘1小时(自然不管其他大多疲累时段),然后用采得的鲜叶斤数乘以24小时(自然不会算其他不可能采摘的时间),就得到日采153斤鲜叶的纪录;之后的那些“天文数字”,更是毫无根据的胡吹瞎说。因此,我们在编研党史时,一定要突出史实考证。

      其次,要“二多”:

      一方面,多留心相关资料。2015年6月16日,我因家事请假,顺路到宜昌市城区的一家新华书店内翻书,见到前几年出版的《宜昌文化志》,就翻翻看,突然见到里面有关我县“茶山七仙女”的回忆录,正好可以佐证我县正史第二卷的相关内容;想去自费买一本已被读者翻烂的,看能不能便宜些,但书店负责人不干,说是跟本书来源方签有协议,宁愿退回去,也不能减价亏本卖。因其价高,我自费买不起,就在店内用随身自带的水芯笔和笔记本,抄写了紧密相关的数千字内容,后补充到正式出版的书中:

      “1959年,宜昌市京剧团根据五峰县提供的原始资料,改编成大型现代京剧《茶山七仙女》,参加全省第三届戏曲会演,被誉为全省‘三朵红花’之一,并在全省10年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上展出。

      “1960年3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第二次党代会期间,宜昌市京剧团奉调赴省,为全省党代会演出《茶山七仙女》。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观看演出后,极力称赞,并接见剧组主要成员,还挥毫写下一首《观宜昌京剧团演出茶山七仙女》诗:

      “旧瓶装新酒,装试已成功。

      酒富新醇味,瓶存古旧风。

      茶山七仙女,京戏万花筒。

      歌颂人跃进,登场博彩虹。

      “题诗之后,董必武和省委领导与《茶山七仙女》剧组的主要成员合影留念。同年5月,宜昌市京剧团在省文教群英会上,被评为‘五好’剧团,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为剧团颁发《嘉奖令》,并通报嘉奖。6月,在北京全国文教卫生群英会上,该剧团被评为红旗剧团,剧团负责人琴丽芳参加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并见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63年,《茶山七仙女》剧被安排到北京人民剧场公演,获得成功。从第一次公演到1963年赴京汇演,京剧《茶山七仙女》(后简称“《茶》剧”)在省内外演出240多场,观众近30万人次。

      “据宜昌市京剧团退休干部张信详回忆,1959年11月21日,五峰‘茶山七仙女’之一谢承珍到地区参加先进代表会,和宜昌市京剧团《茶》剧剧组的演职人员一起座谈,介绍茶区生活。虽然《茶》剧已经过上百场演出,但剧组的演职人员对茶区生活听得多、见得少,听了谢承珍的介绍一人‘一天采70斤鲜叶就够多了’,才知为什么观众会对《茶》剧中关于‘七仙女’一人一天采茶的唱词‘日采香茶一千五’有很大的不同意见。后经实地采访,并慎重研究,剧组将这句唱词改成‘日采香茶七十斤’。1963年6月24日,《茶》剧在首都北京全国文联大楼做首场演出,幕间休息时,张信详来到休息室,见到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和国家财政部长李先念,两位领导向他问起《茶》剧的情况,旁边十几位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和专家中,就有一位专家操着浙江口音问道:‘茶叶是否能采到70斤?’张信详正准备讲讲从开始的‘1500斤’落实到‘70斤’时,李先念用浓厚的湖北话替他做出回答:‘你们的“西湖龙井”是小叶种,一人一天采不到70斤鲜叶;我们湖北的是大叶茶,可以采到70斤。’

      “‘茶山七仙女’是‘大跃进’前期,五峰全县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涌现出的一面旗帜,《茶》剧则是在后来的纠‘左’,到‘初步调整’,直到‘全面调整’中,经过适度的艺术夸张,结出的一枚社会主义文艺果实。”

      上述引文中的“据宜昌市京剧团退休干部张信详回忆”到“我们湖北的是大叶茶,可以采到70斤”这一自然段,就是从我在书店中用手抄录的内容,摘编整理而来,充实了我县正史二卷的内容,大大提高我所写相关内容的可信度,有力突出了我县正史二卷的特色;读者看后,往往会留下深刻印象。

      因此,我们在撰写党史时,在其正式出版前,都可随时留心相关资料,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另一方面,多给相关人士看。我们每个县级党史编研者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或多或少,都有不同——都有某方面的缺失,或大或小;这就要求我们,在党史稿出版之前,多请些相关人员帮忙看看,以尽量减少正式出版后的遗憾。我县正史第二卷初稿完成后,先由宜昌市委党史办公室的同志逐字逐句审阅两三遍(其中第一编的前三章审了3遍),再由作者和县党史办副主任逐字逐句修正后,又请原县人大常务副主任、原县党史办副主任——两位已退休多年的老同志逐字逐句审读,还由我认真校对一遍后,才送县委和中共党史出版社终审;满以为这已经够好了,哪知最后收到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终审稿,依然改正了多处错别字。如此八九遍下来,才有了绝大多数读者的喜爱与肯定。因此,在党史稿出版前,编研者尽量多请几个相关专家、读者、知情者审读,很有必要。

      最终,要做到“一个尽量”:

      那就是,尽量公正。我这里所说的公正,不是强调我们所撰写的党史稿内容要公正——那是无庸置疑的,无需我在这里哆嗦。此处所言,是编审委员会的署名要公正。因这事关领导和编撰者“切身”署名,故要慎重。但我们也不能因要慎重——“尊重”领导,就毫无原则地为其署名或乱排名,从而故意“忽视”或“拉低”编撰者的劳动程度。那该怎么办?我认为,有个原则——按干事儿的多少来排名,就不会错。还是举我县正史第二卷为例:编审委员会的主任肯定是县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是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和县政协主席两位——为什么没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因为他不是党的领导,又确实未参与本书的编撰。为何有县政协主席——他也不是党的领导啊?因为他曾是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且任原职时刚好分管了本书的编撰工作。副主任自然为本书编撰期间的其他县委常委;不含非常委副县长,因为他们不是党的领导。委员为各乡镇党委书记和县党史办主任。主编自然为县党史办主任兼职;其他执行主编、执行副主编、副主编、编审、编辑、编务等,则按其直接或间接为本书所付出的劳动多寡而依次排列。

      当然,绝对公正是不可能的,起码公正即可。

      谨以此文献给全国的县级党史编研者,希望能给县级正史第三卷及以后其他县级党史的编研助力。

中共宜昌市委党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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